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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学术研究，光靠坐在书斋里肯定远远不够，一定要走进田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近年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伯山和团队一起集中考察安徽传统村落文化与经济再生问题，“皖南皖北，前后跑了几十个村子，形成了几个调研报告。”将论文写在田间地头，是一种学术自觉。无论是早年对于徽州文书的抢救与发掘，还是近年对于乡村振兴、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推动，徽学研究者希望回应时代的号召。

“之所以要做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因为当年看到很多日本人在徽州搜集这些，心急如焚啊！敦煌学靠什么，敦煌文书和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在中国，敦煌文书在海外，研究敦煌学要去伦敦要去东京要去俄罗斯。那是我们的东西啊！”当年，在刘伯山的努力下，数万件徽州文书得以避免“外流”。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伯山在学术界最早提出民间文书档案整理“归户性”理论，“最初是受了哲学上的‘整体性’观念影响，体察到对出自一家的文书应该保持它原有的整体性而不可轻易肢解”。这一原创性理论，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太行山文书、石仓文书等整理上，成为民间文献整理的一种新的方法论。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刘伯山更期待从对徽州文化的发掘中去找到文化自信的“秘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它们两者之间如何实现一体化？刘伯山认为，徽州文书为他提供了破解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具体路径。2016年，他将初步思考的成果撰写成《国学研究的两个薄弱点》。他在文中指出，徽州文书等民间文书档案及各种乡土文化遗产都根植于乡村民间，直接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实态。这也应该是国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另一面，为我们进行中国乡村的综合实态研究提供了可能与路径，借此可弥补“群众”和“实践”问题既有研究上的不足。

探索时代课题，要将论文写在徽州大地上。黄龙口村坐落于祁门县西乡的崇山峻岭之间，居民以汪氏宗族为主，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宗族组织和运作完全依据《朱子家礼》为蓝本来展开。全村至今保存有“永安堂”“同善堂”等4座古祠堂，有独特的族谱收藏制度。从2010年起，刘伯山带领他的研究生团队多次深入黄龙口村，开展实地田野调查，吃住在村民家中，努力融入到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过程之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社会反响。多年努力后，这个“介于万山之间”的徽州村落渐渐有了更大的知名度。

“徽州文化不是废墟文化、学院文化、博物馆文化，而是非常实在的活态文化，其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体的，在今天还是整体延续的，这集中体现在徽州至今仍有大量的文化遗存，如地面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刘伯山整理徽州文书与谱牒，尤其是注意回到徽州文书或谱牒的出自地去进行田野调查，通过与文书出自地人们之间的交流以及对文书拥有人的访谈，最终形成文书寻获调查记，力求客观、详细地展现出归户文书的传承实态。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委员会专家、黄山市城市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陈继腾多次与刘伯山一起走村串户。过去六七年间，陈继腾及团队承担了安徽省近50%和黄山市80%共500多个村庄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技术指导及调查推荐工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事业、弘扬徽州地域文化作出积极贡献，其中不少就浸润着刘伯山的智慧，如对“徽州文化第一村”篁墩的修复与保护。

2019年，刘伯山和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曦领衔课题组对黟县西递镇西递村、黟县宏村镇宏村、黟县碧阳镇碧山村、宣城市绩溪县家朋乡尚村等徽州文化区域6个乡村进行调研，为期一个多月，深入田间地头，吃住在乡村，通过文献查阅、现场走访、专题讨论等方式，分别形成了不少于1万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安徽有4个乡村问鼎中国乡村榜TOP20，是全国入选乡村数最多的省份。2021年，刘伯山带领团队多次深入徽州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推动乡村建设、关注乡村治理，先后调研15个乡村，完成了3万字的深度调查报告《2021：安徽乡村文化发展报告》，将田野调查、学术研究和乡村治理密切结合，为实施安徽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学者力量。他与博士生叶成霞合作完成的《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与意义》，阐述了“礼法兼治”这一徽州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并着重探讨这种机制的现实意义。